水浒传读后感 长篇

《水浒传》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,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,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。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,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。《水浒传》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,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。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、简练、生动、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。与内容相适应,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。

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,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,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、正义行动,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。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,如李逵、三阮、武松、石秀等,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,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,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,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,对他们毫无约束,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。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,赴汤蹈火在所不辞,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,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。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“杀人放火”的强盗、朝廷的叛逆,一些所谓“不赦”的罪人,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,可敬可爱,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。与此相反,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,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,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,恨什么人。金圣叹评论《水浒传》“无美不归绿林,无恶不归朝廷。”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,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《水浒传》的深刻社会意义。

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,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,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,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,只有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,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,起义军战胜敌人,不仅凭勇敢,还靠智慧。《水浒传》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,“三打祝家庄”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,毛泽东曾经赞扬“三打祝家庄”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。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,对敌分化瓦解,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,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《水浒传》中有关战争的描写,可与《三国志演义》相媲美。清代刘銮的《五石瓠》里说: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“日使人说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诸书,凡埋伏攻袭皆效之”。

《水浒传》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,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,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“八方共域,异姓一家”,不管什么出身“都一般儿哥弟称呼,不分贵贱”的理想。联系到他们“杀富济贫”的行动,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,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,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,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。

《水浒传》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“忠义”。这里所说的义,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,这一点,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。明人郎瑛就说过:“逆料当时非礼之礼,非义之义,江必有之。”这实际上是说《水浒传》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下层人民也常讲义,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,免受暴力的欺凌,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,这种愿望,在为生活所迫、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,反映得尤为强烈,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。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,进而至于“济困扶危”、“杀富济贫”,都是“义”的表现。因此,《水浒传》中所写的义,在特定的环境中,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,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“义”。但是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。”所以《水浒传》里的“义”,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忠”,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,但它又有忠君思想,在许多场合里,“忠孝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,而把“义”置于次要地位,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,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、革命最坚决的人物,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,义气服从了忠君,就是《水浒传》所写的“义”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。

《水浒传》作者歌颂梁山义军,却又反对方腊起义,实际说明他同情、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,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,不“僭号称王”的起义。所以,《水浒传》中出现了“替天行道”的口号。“替天行道”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,但是由于遵奉天命,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,因为在封建社会里,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,所谓“奉天承运”,“天命所归”,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。《水浒传》中“替天行道”的意义,说的是朝廷无道时,由这些好汉来“替天行道”,而朝廷昏暗的原因,则是“□臣蒙蔽了圣聪”,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,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,而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,也终于换成“顺天”、“保国”了。这也是《水浒》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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